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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76章 FSA也是个讲人情的地方（第3页）

在核心人员涉案后，如何确保有效运行而不影响“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的原则？

每一个问题背后，都藏着陷阱。承认调查不足，可能坐实失职，为盛镕辩解过度，又可能显得欲盖弥彰。

韩远征如同在惊涛骇浪中乘坐一叶小舟般颠簸，只能按照安德鲁事先的叮嘱，尽可能如实回答，承认在初期尽调中对离岸公司背景穿透存在“基于当时认知和资源的局限性”，强调基金在获悉相关调查后“立即主动配合并暂停一切业务”的积极态度。

回答中规中矩，偶有磕绊，但至少没有明显的漏洞和矛盾。

而真正的攻防，发生在安德鲁和斯塔克那里。

但是，安德鲁的应对让韩远征暗自心惊。

他没有一味辩护或示弱，而是用一种近乎学术讨论的平实语气，阐述私募基金行业，尤其是初创期基金，在LP背景核查上面临的实际困难与普遍做法。

引用FSA的相关指引条文，指出指南针的操作“在程序上符合行业通行标准”，同时坦然承认“在基于风险的本源审查深度上，有提升空间”。

将基金形容为一个“不幸被个别问题LP卷入的、本身运作规范的投资载体的倒霉蛋和委屈鬼”，详细说明了事件发生后基金采取的一系列整改措施，聘请独立合规顾问、全面修订尽调流程、与监管机构保持密切沟通等等。

语气从容不迫，引用的法规准确，给出的解释逻辑严密，既表明了合作态度，又守住了基金“并非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底线。

而斯塔克律师则从法律角度提供支撑。

慢条斯理地援引案例，解释“合理注意义务”的边界，强调“无法预见”与“明知故犯”之间的区别。

当那位女委员斯科特尖锐地追问，如果最终证实王铮的资金确实涉黑，基金是否准备承担相应后果时，斯塔克没有回避，而是清晰地列出了几种可能的法律路径及基金的应对预案，语气沉稳的就像做过了十遍的试卷。

“如果确有证据表明基金在引入该笔资金时存在重大过错，我们不会回避责任。”

“但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这是一起独立的、利用基金架构的欺诈行为，基金本身亦是受害者。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其他LP的合法权益，并配合贵机构厘清事实。”

韩远征坐在一旁，看着斯塔克和安德鲁一唱一和，一个精准强硬，每一句都像在搭建一道坚固的逻辑防线，甚至搬出几年前几个类似案件的最终裁决要点，来驳斥或澄清委员某些过于宽泛或严厉的推定。

一个更灵活，也更善于把握气氛，从商业实务角度化解攻势，该低头低头，该服软服软，一手以退为进玩得风生水起，让提问的奥布莱恩也不时的和其他两人低头商量。

心中那份紧张不知不觉消散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感悟。

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所谓的“危机处理”，并非低声下气的哀求，也非针锋相对的对抗，而是在规则框架内，用专业、逻辑和事实，搭建起一道虽然被动但足够坚固的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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