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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岁入二千五百万两（第2页）

前一年的岁入，要第二年2月底，才能真正统计完成。

费纯立即起身，拱手说：“去年国库岁入，不计存留地方税款，折银足有2557万两有余。”

此言一出，殿内哗然，前明就没这么富裕过。

地方税收，主要是农业税和工商税，省、府、州县三级可留四成，剩下六成上交到中央。但关税、盐税、茶税、烟草税等特殊税种，两成收入归地方，其他的全部上交中央，皇室预算也从这里面拿。

刨除地方截留，中央还能收税2500多万两，主要是工商税和关税增长迅猛。

而且，北方和西南数省，如今还属于减免田赋的状态。其余各省，对百姓的压榨也不重，否则还能收上来更多。等今后全国都恢复生机，岁入肯定突破3000万两。

要知道在另一个时空，满清岁入在顺治年间，就已经突破2000万两，康雍乾三朝更是在3000万两左右。

清朝能收那么多税，纯粹是不顾百姓死活，你相信清朝还在继续征收三饷？

满清刚入关那会儿，做样子免除三饷加派。随着南方抵抗激烈，满清军费不够，于是复征辽饷，只不过把名字从“辽饷”改为“九厘银”。

而练饷虽然一直说免征，但直到康熙初年，许多地方都还在继续征收。仅顺治末年，每年加征的练饷，就达到500多万两银子。

顺治朝的2000万两岁入，接近90%来自于农民的粮赋和加征。

赵瀚这2500万两的岁入，只有60%来自于农业税。毕竟好多省份，都还处于粮税减免期，地方官想多收都收不上来。

“今天的朝会，不如就来议论商业。”赵瀚说道。

宋应星率先说道：“陛下，农为本，商为末，此亘古不变之理也。皆因商人逐利，聚拢钱财越多，便越能操控行市，小民之财皆被其剥削殆尽。因此，重农抑商，必须定为国策，不可使商贾横行天下。”

群臣闻言，纷纷称是。

宋应星又说：“然天下不可无商，商强不一定国强，商弱则必至国弱。前明一朝，商业之衰落，自万历年间而始。朝野上下，对商人予取予夺，甚至无端征税而拘禁商人家属。商人受此盘剥，家破人亡者多矣。因而货物流转不便，城市物价日增，最终苦的还是百姓。”

大明一朝，万历年间商业达到极盛，万历中后期就开始走下坡路。

一方面是美洲白银输入减少，另一方面就是不把商人当人。从皇帝到地方官，再到后来的武将、流寇，没钱了就找商人索取，大明的商业远远不如嘉靖年间。

与此同时，大商人跟权贵勾结，可以转嫁损失到小民头上，甚至还权钱交易变得更加富有。而中小商人，破产者无数。

吴应箕已经升任为户部尚书，他接着说：“宋殿阁所言极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兴，无商不富。荀子把天下人，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器械，若能做到如此地步，则江山永固、国富民强也。”

钱谦益突然冒出来：“此义利之辩也。子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人人追求富贵，百业之中，唯经商可至暴富。若都去经商，谁来种地耕田？因此，必须重农抑商。于商人而言，当以义取利，不可谋不义之财。得利之后，商人也应当博施济众，如此则义利兼得也。”

除了宋应星说得稍微靠谱，其余都是非常正确的废话！

赵瀚问道：“钱博士所言，是要用仁义道德去约束商人？”

“然也。”钱谦益回答。

“可天下商贾，又有几人是仁商义商。”赵瀚笑问。

钱谦益说道：“商贾越无仁义之心，朝廷就越当教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