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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第3页）

“事实上，这也是早就有人议论过的事情。”

穆祺道：“很早就有历史学的观点指出，虽然官方上肯定是大加批判，但在私底下的叙事中，魏晋的大臣却普遍对诸葛氏怀有一种极为微妙的情感，并不是简单的敌国酋首可以概括……”

实际上，仅以正史而论，正面描写诸葛氏的《三国志》反而颇为收敛；陈寿毕竟是敌国降臣，忌讳太多；考虑到武侯又有与司马懿正面对垒的往事，所以叙事上不能不极力克制，乃至趋于冷淡；但这种冷淡一点也不妨碍朝野上下的情绪，倒是郭冲这种根正苗红的晋臣，反而肆无忌惮，全力开火，搞出《条亮五事》之类纯粹亮吹的营销号大作——而这样狂吹诸葛、贬抑司马的营销号大作居然能爆火一时，流传千古，就可以看出西晋上下的倾向了。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不妨碍嘛！

不过，皇帝陛下就很难理解这种心理状态了，他目瞪口呆：

“为什么？”

为什么要搞这种明里批判暗里狂吹的调调？你当你是傲娇吗？！

穆祺摸了摸下巴：“我想，是因为恐惧吧。”

“恐惧？”

“不错，恐惧。”

穆祺道：“实际上，魏晋两朝从诞生之初，就是笼罩在相当浓烈的亡国气氛中；这两个政权从建立到灭亡，都从来没有显现出过一丁点兴旺发达的新生气象，而当时士族的悲观厌世情绪，也是出乎意料的严重……”

魏文帝受禅之时，就有人冷眼旁观，说出“魏柞恐不得久”的阴森预言；司马氏兴起之后，名士们留下的最著名的论断，则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即使三家归晋，天下一统，看似国力鼎盛，威震四海，但有识者遍查上下，仍旧要对着洛阳宫殿的铜骆驼痛哭流涕，喟叹“会见汝在荆棘中！”

要亡国了，要亡社稷了，要亡天下了——即使在国力最盛、局势最稳的时候，这样歇斯底里的悲观与恐怖仍旧萦绕在士人们的心中，化为不可解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难以排遣的究极噩梦；所以魏晋的诗歌才会那么虚无、凄厉、亢郁——那本质上是无处排解的恐怖在文字上的倾吐，是政治上再无出路之后破罐子破摔的发泄：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马上就要灭亡，大家都知道这个安乐的假象立刻就要崩溃，于是干脆及时享受，肆无忌惮地挥霍浮生仅有的一点快乐。

当然，这种恐惧实际上是很奇怪的。后世往往将之归类为政治迫害下的悲观；但如果仔细检查魏晋以来的历史，那名士清流们在政治上其实是赢麻了的——曹魏篡位时他们有了九品中正，可以理所应当控制仕途；司马篡位时大肆封赏，从此皇权真正与士族共天下。可以说，由东汉以来，士族鲸吞蚕食、日拱一卒，终于彻底掌握了政权；这样赢了又赢，胜了又胜的局面，到底有什么好悲哀的？

所以，皇帝只是怀疑之至的从鼻子中喷出一口气来，没有立刻说话。

“这里的恐惧并不是对利益的恐惧，而更近似于对未来的恐惧。”

穆祺解释了一句：“本质上，士族其实非常清楚他们自己做了什么；他们恐怕也非常清楚，自己这些做派，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毕竟是垄断教育的名士，不是大字不识的草包。士族显贵们只要翻一翻历史，就能立刻知道他们搞的这一套——垄断仕途、打压人才、奢靡腐化、清谈误国——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局；而也正是因为清楚这样的结局，恐惧才会油然而生，不可自制：

为什么这么笃定，这个国家很快就要灭亡？因为像他们草包废物居然都能占据高位，那这国家不亡，还有天理吗？

当然，体会到恐惧不等于要解决这个恐惧，某种意义上魏晋士族就像临到大考的学渣，一边害怕一边摆烂，一边摆烂一边害怕，虽然知道大难临头肯定要亡国亡天下了，但就是管不住那只祸国殃民的手；于是只能在无休止的惊恐中继续享受，实在受不了了就长啸、裸奔、嗑五石散控制情绪——所谓魏晋风度，疯批名士，底色不过如此。

所以，士族们对诸葛亮的隐秘情绪也就可以理解了。他们内心里其实明白，葛氏搞的那一套才是正道，自己这一套纯属自取灭亡；他们更明白，自己这些人其实根本没有能力统治国家，要想解决他们面临的恐怖与绝望，就只有让诸葛丞相来接手。他们就像一个即将要闯下大祸的巨婴，其实很希望有一个伟大的、高尚的、无私的大爹来接手他们的烂摊子，帮他们擦干净屁股、料理干净首尾，解决干净埋伏的大雷——而四面逡巡，这样好这样体贴的大爹，居然在西蜀就有那么一个。

——可惜，可惜，可惜啊，这样好的大爹，怎么就偏偏在西蜀呢？！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遂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仅仅哀痛恐惧是没有意义的，既然士族宁死也不肯放弃享受，那也就没有大爹可以救得了了。所以，等待他们的就只有一个结局：

“既然已经快要北伐了。”

穆祺若有所思道：“我们也该做准备了吧，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