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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军统电讯处特别支部的事（第2页）

可国民政府，偏偏选择了“我消”！

张安平能看懂国民政府的“考虑”——无非是经过第一阶段后，哪怕是面对鼠目寸光的汪某人叛逃，国民政府高层也对未来的胜利充满了希望。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提前限制、扼杀未来的对手。

显然，国民党根本没把自淞沪会战起浴血沙场的几十万上百万中华好儿郎的性命当回事，否则，他们绝不至于如此！

【这个时候，真应该换一头猪上去啊……】

张安平默默的心里哀叹。

……

作为坚定的“反共先锋”，躺在病床上的张安平，在防共委员会成立后，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于是，躺在病床上的张安平，在第一时间获取了无数隐秘的反共情报。

其中最让人侧目的是某位顽固分子（沈鸿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回到山东后的发言：

宁亡于日，不亡于共；

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

这份发言被转交防共委员会后，争议颇多，但受到了不少顽固分子的追捧——作为该委员会的一员，张安平自然收到了这份发言。

“很好！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

张安平咬牙切齿的“夸奖”着这份发言——天杀的混蛋，这份发言，你对得起自淞沪会战起，上百万中国军队的伤亡吗？

宁亡于日？

日可以不抗？

那他妈还抗什么日啊！

愤怒之余，张安平现在就迫切的等待着接头人联系自己了——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八字方针后，他就暗中发出了联络信号，想跟钱大姐留下的重庆的联络人碰头，但联系信号发出去后却始终未能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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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来想将情报暗中送去曾家岩的，后来一想，速记员这时候就业了，这份情报就没必要送了。

1939年2月11，北方小年，正式从医院出来的张安平，因为受伤的缘故，还未得到回上海的允许，便在局本部兼职宣传业务——主要负责汪某人叛国后的针对性宣传。

这一日，他终于等来了回应见面的信号。

钱？

看着回收广告中的落款，张安平大喜，难不成是钱大姐？

当日下午，他便向戴老板的秘书丢了张请假条，上书：

我要去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