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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在这变动的时代里我们该怎么活（第4页）

学生们翻开报纸，一群人头挤上去，好不热闹。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许成军依然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他们。

一番鸡飞狗跳，

还是公选陆晓晓用她的声音带大家“听信”。

陆晓晓的声音幽幽传来：

《致青年朋友：明日起程前，与泥土和星光对谈》

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在飞驰的列车上，也可能已经在上海的土地上追求我自己的理想。就这么在走之前，与大家聊几句吧。

夜色漫过窗棂时，我总爱在稿纸上多写一行。煤油灯的火苗晃啊晃，把影子投在土墙上，像个踉跄赶路的人。这影子陪我熬过许多夜晚：在知青点的木板床上，在合肥招待所的硬板椅上，在蚌埠车站的路灯下。它知道我冻裂的指尖有多疼，知道退稿信上的红叉有多刺眼，也知道每次写下“未完待续”时，心里那点不肯熄灭的光。

去年冬天特别冷，墨水在笔尖冻成了冰碴。我缩在漏风的土坯房里改稿，手指肿得像胡萝卜，每握一下笔，冻疮就像被针扎，血珠滴在草纸上，晕开小小的红。那时总有人劝：“一个知青，写这些有啥用？不如多挣点工分。”我没说话，只是把冻僵的手往怀里揣，借着体温焐化那点墨。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比冷暖更重要，就像埋在雪下的麦种，看着死寂，根须却在土里悄悄使劲。

你们或许也有过这样的时刻：站在岔路口，风往两个方向吹。一边是“安稳”，是别人说的“正经路”，是仓库里不会发芽的陈粮；另一边是“折腾”，是心里那点说不清的痒，是想把“不可能”写成“也许”的冲动。我曾在公社邮电所等稿费，揣着三斤粮票站了整整半天，够换六个玉米饼，却不够买一张去上海的硬座票。那时觉得，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可当《安徽文学》的用稿通知终于寄来时，纸页被汗浸得发皱，却比任何奖状都沉。原来山再重，也挡不住想往上爬的人。

常有人问我怕不怕。怕啊，怎么不怕？怕稿子改到第十遍还是被退，怕别人指着脊梁说“不务正业”，怕拼尽全力，最后还是站在原地。有次在合肥改稿，凌晨三点对着镜子，看见自己眼窝深陷，下巴上全是胡茬，突然就想：“算了吧，回县城当民办教师，至少冬天有煤炉。”可拿起笔，摸到纸页上那些被笔尖戳出的洞，又舍不得停。那些洞多像星星啊，在黑暗里眨着眼，说“再写一行，再试一次”。

这年代多像块刚翻的地，每个人都在学着怎么播种。有人撒下“高考”的种子，有人埋下“摆摊”的芽，有人捧着“手艺”的苗。我见过深夜在大队部听英语广播的青年，煤油灯快用完了，就借着月光背单词；见过姑娘把偷偷绣的花帕往集市上送，攥着换来的钱，手指抖得像风中的麦穗；见过老木匠对着新图纸琢磨，说“这家具样式，得让城里人也瞧得上”。这些细碎的尝试，其实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在这变动的时代里，我们该怎么活？

我给不出答案，但知道些更实在的事。知道冻裂的手能写出春天，知道退稿信背面能打草稿，知道仓库里的陈粮，也能在墙角漏出的阳光里发芽。就像此刻石缝里的狗尾巴草，没人浇水，却硬是从裂缝里挣出绿来，刺上还挂着去年的雪。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命：不盼着风调雨顺，只学着在风雨里扎根。

年轻多好啊，好就好在“不怕试”。怕失败？谁不是从失败里爬起来的？怕走错路？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我在合肥的二层小楼里见过《安徽文学》的编辑，他们说“好稿子都是磨出来的”；在合肥的澡堂里听过工人师傅讲“想摆摊就别怕人笑”；在凤阳的田埂上，看新麦破土时，突然就懂了：所谓“未来”，从来不是一张画好的地图，是一步一步踩出来的脚印，深的是汗，浅的是泪，却都朝着亮处。

夜深了，稿纸上的字渐渐清晰。这片土地的麦浪在月光里起伏，像片流动的海。这海浪里藏着无数个年轻的梦：有的想让稻穗更饱满，有的想让布票变花样，有的想让笔杆子比锄头更有力量。这些梦或许渺小，却在风里轻轻碰着，撞出星星点点的光。

别嫌它们小，也别嫌路远。要知道，所有伟大的，开始都很卑微。就像石头下的杂草，就像冻裂的指尖，就像此刻灯下，你我笔下那行歪歪扭扭，却不肯停下的字。

风又起了，带着麦香。它说：写下去吧，像种子盼着春天那样。

此致

敬礼

许成军

1979年7月于合肥工农兵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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