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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辩论（第1页）

大宋是一个学术鼎盛的时代，早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就有周敦颐的理学、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王安石的新学、苏轼的蜀学等等学派。同时期前后，还有李觏、邵雍、张载等一系列的知名学者。

而在南渡之后，随着江南地区生产展，社会逐渐稳定下来，亦产生了吕祖谦、张栻、朱熹、陈亮、九渊、九龄、陈博良等一批知名的学者。他们中间有的并承古人，有的集前人于大成，有的另避新境，各持所说，而且纷纷开馆授徒，传描自巳的学术思想。一时之间学术隆盛，颇有几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势头。

不过由于各家学说都各自坚持己见，而且其中如朱熹、二、陈亮等人，都是个性自负的人，对别人的观点都不能接纳，因此各家学说之间的交流并不多。诸家之中，只有吕祖谦为人谦和，而且有容纳百川之量，也和各家学者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正是在他的引见拉陇之下，朱熹、二、陈亮等人之间才有了一些交流和沟通，如朱熹与二的鹅湖之会，陈亮和朱熹以书信的形式，进行了一番有关于王霸利义之辩。虽然谁也没有说服谁，但对于传播交流各人的思想，活跃学术气氛，还是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只是一来各人都各居其地，见一面也不容易，而且也轻易不愿自坠身份，与拜访其他人，因此这种交流也并不多。

而钟山书院的设立，正好解决了这一个问题，将天下的知名学者都汇集到建康来教学，共聚一堂，可以随时交流勾通，而且对每一个学者来说，也不存在谁拜访谁的问题。对朝廷来说，这也是宏扬文治，彰显太平盛世的一种形式。

因此这个设想一出，立刻得到了吕祖谦和张栻、陈亮等人的响应，他们为此为多方奔走，在他们的积集劝说下，再加上汇集都城的便利条件，朱熹、二、陈博良、刘子澄、赵景明、潘叔度等当代知名的学者也都纷纷响应朝廷的号招，入住钟山书院，教学授徒，传播各自的思想。

而各地的年轻学子也都纷纷赶到建康，投到钟山书院中学习。尤其以吕祖谦、张栻、朱熹、二、陈亮这六人的学徒最众，而且张栻、朱熹、陈亮三人都有官职在身，因此日常的例行讲课都有弟子代替，本人只是定期开堂主讲。

经过了四年多的建设展之后，钟厶书院以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能够容纳三四千名弟子同时入住，还有六十多间用于普通教学教室，八间大型讲演教室和三间大型礼堂。其他的各项设施也都一应俱全。朝廷每年都会拔出一笔钱来，支付书院的开支费用。并公推吕祖谦和张栻主持书院的政务，朱熹、二、陈亮监督协助。

不过天下学者聚集一堂，在开馆授徒之余，互相之间自然免不了争论，　有时候还会争得面红耳赤，　互不相让。好在吕祖谦和张栻都是老诚持重的人，索性就定时定期在大礼堂中进行公开的辩论，并且允许学生傍听，又定好了规矩，所有辩论都只限于学术之中，不许进行人身攻击，而且辩论完毕之后会，也不能记仇，把情绪带入平时的授课中。

正是甴于吕祖谦和张栻的努力，参与辩论的众人也都基本能够尊守这些规矩，因此这种辩论也能够得到良好的方向展。影响力自然也越来越大。每次辩论，不仅是书院的学生傍听，就连不是书院的文士也被吸引了不少来观摩。能够容纳一千余人的大礼堂不伏坐无虚席，就连房外的回廓也被占满了。并且连皇帝赵忱也对这种辩论颇感兴趣，在叛乱生之前，就以经御驾亲身到书院中听过三回。

见皇帝如此，大臣们自然也都纷纷效仿，而且大臣们几乎都与一些学者多少也有些交情，如韩彦直的四弟韩彦古本身就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学者，也在钟山书院的教学，而陈俊卿的孙子就拜在朱熹门下，因此到了后来每逢辩论的时候，除了学生和文士之外，都会有不少大臣傍听。也以经形成一种风尚。

赵忱见状又下旨，无论是自己还是官员，傍听辩论时一率不许插言，辩论之后，也不许表对辩论内容的评论，和普通学生一样，听完就走，以免学者有所顾忌，影响他们在辩论中的挥。不辻对每次辩论都让人做好笔录，然后结集行。而这些辩论集一经行之后，往往都会立刻被抢购一空，甚至有不少都会运往其他地方销售。

这些情况张鹄也知道一些，因为有相当一部份的辩论集在金国都有销售，尽管要比宋朝这也至少晚了两个月，但也同样十分抢手。张鹄也算是读书人，对这些辩论集自然十分感兴趣，凡是在金国行的，他几乎全都购买，并且都认真拜读过。其中也不乏见识卓著，议论独到的言论。

而在其中，又以朱熹与二，朱熹与陈亮这三方之间生的辩论更多，大约要占到全部辩论的七成以上。

九龄和九渊虽是两人，但他们本是兄弟，而且主张相同，因此辩论时也是兄弟齐上，只算一派。

兄长九龄为人谦虚，性格平和，颇有吕、张两人的大度之风，而为弟后九渊却是才气卓荦，英气逼人，十三、四岁时，便悟出“四方上下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主要观点。在十六、七岁时，知悉靖康年间大宋社稷覆亡的历史，心情悲愤，遂不去学习科举时文，反而剪去指甲，学习弓马，立誓为大宋复仇。而且性格自负，往往坚持自己的观点到极端之处。因此兄弟两人虽然一般被别人视为一体，但在辩论时基本都是九渊为主，九龄只是作些补充，并对其弟一些过于激烈的言辞加以制止。

他们兄弟和朱熹的学术分歧在于“教人之法，成德工夫”。

朱熹的主张侧重于“道问学”，应该先博后约，即通过泛观博览群书来认识“天理”，氏兄弟以之为“支离”；而九渊则主张“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而直指人心，以求顿悟，朱熹则以之为“大简”、“近禅”。因此双方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