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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三十三章 经济权力即政治权力（第2页）

“750到800之间波动。”冯保俯首说道。

朱翊钧又问：“那你是留银币还是留通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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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币。”冯保稍微思考了一下说道，银币似乎更加值钱一些。

朱翊钧拿出一枚银币和一把铜钱说道：“是的，当朝廷强制高估一种货币而低估另一种货币时，被低估的货币，将流出大明或因囤积、收藏等等原因而消失不见，而被高估的货币，将涌入流通领域。”

“显然人们会用通宝到宝源局兑换成银币储藏，而让更多的通宝流入市场之中，因为朝廷规定的兑换比例，高估了通宝的价值，而且咱们大明人很喜欢存钱，家有余粮心中不慌，年年有余随时应急。”

“而现在，大明在南衙建了铸钱局，一百二十个炉子，六千个工匠，这铜钱在快速增多，但是银币的数量没有铜钱增长快，只要南衙铸钱局开工，咱大明的银币就会被铜钱给掏空。”

申时行提醒皇帝，不要光顾着建炉子，银铜比例要有浮动兑换的比例，要不然朝廷铸铜钱，实际上赔钱了。

“臣明白了，申巡抚说要挂牌价一日一变。”冯保有些恍然大悟的说道：“而且按照申巡抚的预估，一银兑一贯万历通宝，并且上下浮动，才算合理。”

朱翊钧点头说道：“铜钱的胜利，不是自由市场竞争的胜利，而是朝廷拥有铸币权，强制让铜钱被高估，银币被低估的结果，而动态的调价，是朝廷维持经济稳定的手段和工具。”

申时行上奏说的这个法子，按照民间的价格进行动态调整，避免铜银复本位制之下，一方彻底获胜，同时，让铜银钱兑换，维持在一个平稳的区间，让百姓生活不必绞尽脑汁的计算，维持生活的稳定。

这是朝廷重要的手段，稳定的银铜比例，意味着更加稳定的经济。

申时行一针见血的指出，有个更简单的办法，把铜炉捣毁，不再生产万历通宝，而是改为单一的银本位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就像泰西的费利佩就只发行银币，泰西的确可以这么干，但法定货币只有银币，就有一个问题要考虑了，百姓用什么费利佩才不管什么平民的死活，大明能不考虑吗

在奏疏中，松江巡抚的意见是，加大铜钱的生产，大量增加铜钱的发行，让铜钱和银币的兑换比例，更快的趋近于一银等于一贯的比例。

他有更好的解法，单贵金属本位，但这种解法有点违反了基本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主张，他要敢这么大力鼓动，就不要想着入阁了，朱翊钧宁愿用个庸才也不会用他了。

这本奏疏里面，最多的内容不是张昂贪腐案、金银复本位制，而是讨论新兴资产阶级。

阶级论第一卷阶级指出：人只要存在，无论是否活着，就一定属于某种阶级，无论他自觉与否；而阶级的本质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阶级从来不是一个虚妄的、抽象的概念，而是经济的实体和社会实体。

在这两个前提之下，申时行认为：那就是当一个人、一个集体，获得足够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后，必然会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并且一定会利用其政治地位获得更多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即政治权力等于经济权力，反之亦然。

“这端水大师现在大胆到让朕刮目相看。”朱翊钧说小看了申时行，不是小看了申时行的才能，而是小看了申时行的胆量，以前这些话，都是张先生说，现在申师傅变得更加大胆了起来，或者说，申时行终于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统治阶级，有些问题是绕不开的，是不能避免谈及的。

但同样申时行有点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他在奏疏里，十分大胆而且直接了当、直抒胸臆，从根本上论证了一个问题，大明皇帝因为失去了足够的经济地位，所以政治权力大范围的收缩，地位并非实际上的至高无上，这就是大明国朝之前数十年乃是百年时间里，主弱臣强的根本原因。

政治权力等于经济权力，在举出了皇帝这个例子后，申时行认为新兴资产阶级获得政治地位就成为了必然。

那么作为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力量——朝廷，在这个过程中，要确保一定的公平性，要使用暴力维持大明的基本稳定，既要保证失去权柄的旧财主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也要保证得到权柄的新财主们不会颠覆江山社稷。

这不是空想，而是现在浙江还田令推行过程中，正在发生的事儿。

不甘心失去土地的旧老财主们正在想方设法的规避朝廷还田的政令，比如通过长租、威胁恐吓等手段，重新获得土地，而得到了土地的穷民苦力正在努力保卫朝廷发下去的土地，朝廷在必要的时候需要武力介入保证还田的政策得到推行。

而对于穷民苦力而言，他们守住自己土地的唯一方法，很笨拙也很简单，那就是多生孩子。

“很好，申时行把浙江还田的差事办妥了，回朝入阁也没人能挑出理来了。”朱翊钧敲了敲桌子，朱批了申时行的奏疏，同意了他的几个具体的主张，又写了数百字，讨论了他的政治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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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给林辅成、李贽这些意见篓子五品格物博士的官身，是希望他们把政治变成一门可以讨论的科学，但林辅成和李贽其实辜负了皇帝的期许，也不是他们无能，是他们没有掌控权力，所以无法深入讨论，但他们的观点是重要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