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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曹河县问题频出学员班省城报到（第2页）

第二天一早，于伟正书记一到办公室，就看了曹河县委政府连夜上报的城关镇东与县纺织厂冲突的情况报告。

一边看一边就吩咐道：“林雪，你去把瑞凤，登峰和红旗、尚武几个同志都叫过来！”

林雪出门后不久，几位领导都拿着笔记本

在于伟正书记那间办公室里，烟雾缭绕，王瑞凤市长推开窗户，让新鲜空气慢慢的溜进来。

于伟正缓缓掐灭烟头，说道：“瑞凤啊，烟我们都不抽了，。你把窗户啊，关上！”

郑红旗在几人中年龄最小，就一边掐灭烟头一边去关窗。

瑞凤市长没在这个话题上展开，而是直接道：“于书记，曹河县的问题，除了昨天发生的械斗之外，我看国有企业的问题现在是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具有代表性了。当然，不止曹河一家，其他县区多多少少也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只是曹河县的国有企业包袱最重，矛盾暴露得也最彻底，算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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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郑红旗、李尚武等副市长，“红旗同志和满仓同志，前前后后也想了不少办法，希望能化解矛盾，稳住局面。不过，梁满仓同志在县长里面之前属于中年干部，现在对比起来啊年纪确实偏大，身体也不比从前，加上这次在处理群众冲突时受了点伤，个人也向组织提出，希望能调整到相对轻松一些的岗位。”

她话音刚落，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候成功副市长微微低着头，盯着自己的笔记本。

李尚武副市长手里夹着烟却不敢抽，目光平视，一副随时准备领受任务的模样。而兼任着曹河县委书记的郑红旗副市长，眉头拧得最紧，曹河县的问题，他首当其冲，压力最大。

这时，侯成功抬起眼皮，声音不大：“一个堂堂的人民政府县长，这点压力就扛不住了？遇到困难就想往后缩？”

话里带着明显的不快，但终究没再说更重的话。大家都明白，梁满仓是已调离东原的老市长张庆合同志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有些话，点到即止，过于严厉反而不好。

于伟正书记端起茶杯又缓缓放下，用这个习惯性的动作打破了短暂的沉默：“满仓同志的情况，组织上也有所了解。这样吧，让他再坚持三个月，站好最后一班岗。等到年底市委统一研究干部联动调整时，再结合他个人的意愿和实际情况，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岗位，让他能够继续发挥经验优势，也为年轻干部腾出位置。”

接着，于伟正把视线转向李尚武：“尚武同志，局面彻底控制住了吗？”

李尚武副市长往前倾了倾身子，汇报道：“于书记，王市长，这个事处理起来确实比较棘手。根源还是在土地资源上，棉纺厂是占了城关镇的地，企业自救卖地也是无奈，银行逼债逼的太紧了。不过也没办法，一个厂就欠了银行一千多万，这再不还，就只有关门了。”

郑红旗抬头，欲言又止。

于伟正听得很专注，直接问道：“为了防止事态反复。你们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李尚武回答：“近期主要还是靠安抚和震慑相结合。厂里也有一千多人，村里啊也有三四千人，村里宗族观念强，万一调解不当，再次发生大规模冲突，后果不堪设想。目前是会同县里、镇里的干部，把家族里能说得上话、德高望重的老人请到一起，反复做工作，签了临时协议，暂时把事态压了下去。公安方面也加大了巡逻密度。”

于伟正点点头，语气坚决地说：“枪支必须彻底收缴！给个明确期限，三天之内，群众手里私藏的各类枪支、土铳，必须全部上缴到公安机关。三天后，哪一户还敢藏匿不交，公安机关要依据摸排的情况，坚决依法严肃处理，该拘留的拘留，该追究刑事责任的绝不姑息！这种动辄舞刀弄枪的歪风邪气，必须坚决刹住！否则，谈何法治？谈何稳定？”

他看向李尚武，“你们那个用适当补偿款鼓励主动上缴的办法，瑞凤市长跟我通过气。特殊情况，可以采取一些灵活措施，我原则同意。但最终目的要明确，是要彻底消除治安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不是简单地用钱买平安。”

处理完这件急事，于伟正的目光落在了侯成功和郑红旗身上。“成功同志，红旗同志，你们两个，一个兼着曹河县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一个分管全市的工业经济，负有指导责任。曹河县国有企业的问题，不能总这样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必须从根本上想办法。年初的时候，好不容易把那个高粱红酒分厂的项目争取过去，好了不到半年吧？现在债务问题全面反弹，而且比以往更严重。根子到底在哪里？不要总是强调宏观经济环境如何困难，要多从自身找原因。县里要尽快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标本兼治的综合改革方案来！就算方案需要市里在政策或资源上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你们也得先把自家的底数摸清楚，把账算明白，有个清晰的思路和可行的路径！”

郑红旗副市长心里一阵发苦。当初接下曹河这个“烂摊子”，就知道是块硬得不能再硬的骨头。曹河县那些国有企业的账目，简直是一团乱麻，盘根错节。要是真下决心从头彻底审计清查，恐怕一半以上的厂长、书记都得进去。

可要是不从根本上动手术，剥离不良资产，理顺产权关系，那永远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欠银行的历史债务、欠社会的集资款、厂与厂之间纠缠不清的三角债、长期拖欠工人的工资……

他私下里粗粗估算过，这个窟窿，保守估计也不下二十个亿。但这个惊人的数字，在目前这种氛围下，他是万万不敢轻易说出口的。

他斟酌着字句，小心翼翼地开口道：“于书记，王市长，曹河国企的问题，如果完全抛开当前全国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的转型阵痛这个大气候来谈，恐怕有点……不太客观。”他本想列举一些全国性的数据和案例，说明困难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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