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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 东三省光复一（第1页）

得到光复军大力支持的刘建封，于11年11月1日，通电中外，举旗起义。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闻讯大惊，急派奉天省军赴安图镇压，刘建封毫不在意，在牡丹岭轻松击破奉天省军。

得到消息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大吃一惊，原本以为区区千把人的起义军，应该轻松可以镇压，哪知道还有偷偷潜入吉林的光复军一师，一时间吉林局势糜烂不堪，吉林省的绿营，巡防营，以及旗人驻军纷纷被扫平。

半个月时间不到，从安图起兵，连克敦化、蛟河、永吉几地，在11月15日包围了长春城。

此时的长春城人心惶慌，刚平复不久的世面又骚乱了起来。

早先武昌起义成功，长春人听到“武昌失守，京、汉、津戒严各惊耗后”，人心异常惶恐。

就如今天一样，一旦有事发生，最先做出反应的就是股票、金融业。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长春金融市场就产生了反响，各商铺抛售官帖，回收现银以及羌贴，或者是购入货物。

银价随之大涨，每两要官贴五吊八九百之多，羌帖涨至五吊二百。如此之下，整个吉林省的官帖“在商界信用渐薄”，“碍难行使”，如果有人持官帖购买商品，一般会被商家“婉词拒绝”，是不售货给来者的。

当时的长春城乡“人民大形惊慌”，而且谣言四起，比如说南京、开封也被革命党攻下，市面更加惊恐了。

至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晚，各处汇兑竟至不通。及至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官帖已是无人过问，也无法进入银市进行交易，“几成废纸”。各商铺都是异常焦灼，想方设法地“回收银货”。

当时的长春设有银市，“系以俄票为准，每月三结帐”。

平时银市每日交易量不过50万羌帖，但听到武昌起义事件后，银市每天交易量暴增，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及增至六十万，二十三日（10月14日）增至七十万，二十四日（10月15日）这天，竟高达170万，3天时间增长了300%左右，可见当时社会的惶恐程度。

除了官帖，大清银行在长春开设的分号，也受到挤兑，各国商户皆持大清纸币，赴该行换取现银。

短短一周的时间，兑出现钱达20万两白银左右。为了应付这种局面，给商民等以安定的感觉，奉天造币分厂每天加班加点铸造小洋达五万元，“以济市面”。在全东北各城镇，长春和营口是当时东北的两大金融中心，而挤兑最猛烈的，也是这两个城市。

到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天津、奉天“来电发表，长春市场听到南京、开封并没有被革命党占领，长春市场才‘稍稍活动’，长春的大清银行分号才‘始获清闲’”。

这时的东北地区各级官署，也是一切惊慌。起义发生时，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好巡阅吉江两省，“未暇遍阅”，即在二十四日（10月15日）早六点，从哈市坐火车一路南下，在长春直接换车前往奉天。

回到奉天后，他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并派人至上海、北京等地打探消息，还封禁了最先发布起义消息的《大中公报》。此后他用缓兵之计，驱逐了革命党力量，并极力主张成立奉天保安会，作为维护清朝统治镇压革命的工具。

在吉林，巡抚陈昭常也采取措施，下令驻长春、哈尔滨、延吉、珲春的四路兵备道“亦应防患于未然，仰即密饬所属府厅州县，督饬游巡队以及正备兵，严密防范。

遇有形迹可疑之人，即行盘诘，若得乱党确据，讯明请示核办。”长春知府何厚琦面对惊慌的人们，只能贴出告示说：“武昌失守固为不虚，而各报所传之开封失守、保定亦危、京师戒严，并未奉到明文，实属子虚”。

他还要求士、农、工、商各界都要照常守业，不要大惊小怪；并威胁说，再有人传造谣言，以乱人心，如果查出，立即从重惩办。

当时的长春巡警局警务长康槩正乡下“整顿常预两警”，听到武昌起义“各省戒严”的消息，唯恐“城厢地面人心慌惧”，土匪借机生事，于是事情还没办完，就折返长春，对城内加强巡查。

因为银价涨高，银市吃紧，“各粮商相率高抬粮价”，小米每斗涨至八吊多，粳米每斗竟值十五吊多。为了平定粮价，何厚琦又下令，自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开始，“禁止运粮出境。”

驻长春的西南路道孟秉初也非常焦虑，立即下令刷印许多“各地安靖实信、传单”，派差役按户分送；

针对停止的“俄币银市”，又下令开办；还规定，凡是官银号不能换付的四万五千两银票，“由大清银行代为垫换”，几条措施下来，长春市面才有所安静。

清朝末年的东北革命力量，相对来说，只有奉天的强大一些，其中以第二十镇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奉天进行过驱赵运动并谋求奉天独立，奉天省各地的革命党人曾多次组织起义，但被反动势力所绞杀，多人牺牲。而吉林和黑龙江的革命势力，则是人单势孤，力量不足，根本没法形成浩大的革

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首的东三省官僚体系，牢牢地掌握了东北政权，控制了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