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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8章 特赦令（第4页）

等仆人离开以后，杜永孝这才开口：“警队是维护香港稳定基石，我从未见过有人把自家基石打碎。”

麦理浩无奈叹气：“我们也不想的，可是你也清楚，现在情势由不得我们！”

百里渠冷笑：“杜警司如此维护这所谓的基石，我很感动，但连罗森处长都说了，这些基石很快就又会以下犯上，犯上作乱！”

杜永孝看向罗森。

警务处长罗森摊摊手，苦笑：“根本没得选，不是吗？”

“不是没得选！”杜永孝端起咖啡，语气笃定。

“哦，杜警司你可是有什么好办法？”罗森奇道。

麦理浩等人也看向杜永孝。

在他们看来，这次警队反腐，引发警队暴动，根本就无解，只有通过军队强力镇压才能一劳永逸。

杜永孝放下咖啡，抬头睥睨一眼众人：“很简单，特赦令！”

“什么，特赦令？”

麦理浩等人一脸愕然。

……

上一世，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前，香港的反贪工作一直由香港警方负责，而警方本身就极其腐败，这一方面导致腐败案件很难真正得到查处，另一方面也使反贪工作日益失去民众的信任。

毫无疑问，反贪权对警署来说意味着巨大的寻租利益。反贪权的交出，使警署失去利益的同时也失去了随心所欲腐败的便利条件，故引发警方强烈反弹。

大名鼎鼎的“葛柏案”发生后，廉政公署一直以警方的腐败作为主要的查处对象。至1976年，成立两年的廉政公署就在香港警队内挖出近20个腐败集团，数名高级警司被捕，数百名各级警员被捕或被通缉。

1977年9月至10月间，廉政公署对尖沙咀警署采取了一次大规模的行动，有260余名警员被逮捕，其中有22名警司或总警督一级的高级警务人员。

事实上，虽然警员当中有一部分是被动或偶尔一两次受贿，但廉政公署也有可能查办惩处他们，这在香港警队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慌局面。

1977年10月下旬，1万多名警察联名向警务处长控诉他们对廉政公署的不满，表示政府如不制止此事，他们将集体罢工。警务处长转告港督后，却遭到港督的怒骂。

1977年10月28日，数千名警察游行抗议廉政公署对警察的“清剿”，近百名警察冲进廉政公署，毁物伤人。其他警察对此纷纷呼应，准备再次冲击廉政公署和港英政府。

事态的发展成为一道摆在港督面前的两难选择，考验着港英政府的政治智慧。

如果纵容警队，向警队妥协，则会导致新生的廉政公署功亏一篑，再次失去民众的信任，甚至彻底失去民众的支持，法治势必倒退。

如果支持廉政公署彻查警队，则会引起警队激烈动荡，甚至失去香港的皇家警察队伍，社会秩序之维持成为首要问题，社会稳定令人堪忧。

港英政府经权衡再三，做出折中选择，颁布特赦令，最终令事件成功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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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1月5日，港督指令廉政公署停止追究警察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下的一切腐败行为，但案情特别严重或者逮捕令已经发出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