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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3章 出游博物馆之殇（第1页）

省博物院该院区占地面积126亩，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馆藏文物17万余件（套），尤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及石刻最具特色。基本陈列《泱泱华夏择中建都》展和专题陈列《明清故意》《中原古代石刻艺术展》《丹淅吉金——中原楚国青铜艺术》《巧工遗珍——院藏明清珍宝展》《出彩中原——红色文化陈列》及《国宝特展》。并有与展览相配套的“社会教育体验厅”和“华夏古乐厅”。

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包括：贾湖骨笛、妇好鸮尊、云纹铜禁、杜岭方鼎、莲鹤方壶、玉柄铁剑、武则天金简、四神云气图壁画、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博物院，位于成立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民国十二年夏，新郑一士李锐打井，无意间打出一座古墓，发掘出100多件青铜器。北洋陆军14师师长闻讯后向吴佩孚禀报。吴佩孚命令该师长将出土文物运至开封妥善保管。

民国十六年6月，为了更好的保存这批文物，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临时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何日章三人为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筹建于开封三圣庙街政学堂和总督衙门旧址，是为博物院发轫之始。

民国十七年5月，原省政府将省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民国十九年12月1日，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省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

民国二十年1月20日，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发扬固有文化，提倡学术研究，增长民众知识，促进社会文明”。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

民国二十六年11月24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确保文物安全，于将原博物馆所藏文物精选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装68箱，用了三天时间运往汉口法租界租房保存。民国二十七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外寇的劫掠和破坏。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

民国二十七年9月，汉口沦陷之前，这批文物又被迫转移至重庆。

民国二十九年，省博物馆被更名为“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

民国三十四年，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当局控制下的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当时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民国三十七年，解放了古都开封。当地政府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

原河南博物馆文物中的珍贵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装38箱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部分文物藏品一起运往台省，后成为台省历史博物馆的主要藏品，其余30箱由军管会接管。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民国十九年至民国二十五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民国十二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民国十四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

民国二十三年、民国二十四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丰富和提高了该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因为该馆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我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豫省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