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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3章 办报纸启民智（第1页）

摊派！

这个词语触目惊心。

饶是张敷华听见都忍不住身子发颤。

丛兰更是被吓得脸色苍白，面无血色。

地方官府摊派赋税！

这样只会导致真正的自耕农负担越来越重！

这种现象如果不加以遏制，任由那些士绅豪强兼并下去，只怕最后大明朝廷将会无税可收，无粮可收！

丛兰并非没有真才实学，事实上他可是进士及第，从万千饱读诗书之士中厮杀出来的。

而历史上这位丛兰丛公，更是被誉为大明王朝的军国重臣，一生操劳国事，位列封疆，官居一品。

其最大的功绩，便是在整军备战、卫国戍边方面，表现得胆识过人，气魄非凡。

丛兰入朝为官后不久，即在清理房山草料场、整顿京城防务中表现出非凡的军机处置才能，朝臣无不为之侧目，弘治皇帝由此加封其为兵科右给事中，丛兰从此得以参知军政，襄理军务，由此开始了他卫国戍边二十余年的军旅生涯。

不过，此刻的丛兰，还并未走上他的正常人生轨迹。

转而他此刻脑海里面想起来的，却是大明王朝的赋税制度。

在太祖朱元璋创设的国家治理原则和架构中，国朝资源征调体制的社会基础，是通过里甲制建立起来的以户为单位的人身控制关系，编户齐民对以皇帝为代表的王朝之人身依附关系，既是赋役征发的合法性来源，又是其运行的现实基础。

与此同时，太祖朱元璋秉持“以良民治良民”的治理理念，形成了在赋役征发上将主要管理责任委之于粮长、里长的“钦定承包体制”，在这样的代理体制下，州县官府的赋役征管只需抓住负有连带责任的粮长、里长即可，基本上不需要依靠核算体系进行，借由粮、里长役使里甲编户才是实现资源征调的根本之道。

进一步而言，州县赋役的三项主要内容——田赋、上供物料、徭役，于国朝而言也都不同程度上具有不可计算性和非计划性。

田赋和上供物料的征收、调拨虽然有实物数量的信息，但由于征收物种类繁多，彼此价值差异甚大，无法靠实物数量统一度量价值，在民运体制下，对百姓而言，又需要考虑运输劳役，由此更增强了实际负担的不可计量性。

至于徭役，作为活劳动资源不可存储，其收支统一于劳动者的应役过程，无法事后稽核；而不同徭役项目或同一徭役项目在不同时间的实际负担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也就不存在核算的可能和必要。

单论赋税而言，在国朝官府内部，田赋额存在两套数据系统，一套是依托黄册，自编户而甲、里、州县、府、司、户部，层层汇总下级夏税、秋粮额，继而上报的系统，这套系统的数字是均质的“税额”。

另一套则是户部根据国家需要，给各布政使司和直隶府州下达勘合文书（给布政使司的是照会、给直隶府州的是札付），让其调拨一定数额田赋到指定地点的衙门或粮仓的系统，这种税粮解纳责任的分派，称作“派拨”“坐派”，这套系统的数字意味着与仓口和运输劳役绑定在一起的、不均质的负担。

将自下而上的黄册田赋额汇总上报，和将自上而下的坐派田赋仓口粮额拆分后下达给下级衙门，就是布政使司和府两级官府田赋征管的主要核算工作，各省直黄册所载夏税、秋粮额，就是户部坐派起运仓口粮额、存留支用粮额的数量上限，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二者形成了对等关系。

然而太祖朱元璋设计的这卓越模式，此刻却是充满了隐患，一方面各类赋役负担不断加重且变动不定；另一方面，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使得负担分派不均，最终导致王朝各地出现了以逃户和税粮拖欠为表现形式的财政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将负担轻重与百姓的负担能力高低相互匹配，也就是贯彻均平原则，才能确保赋役征发的可持续性。

但是这个念头刚一出现，瞬间就在脑海中烟消云散了。

因为丛兰突然想起张敷华刚刚所说的摊派一事，完税乃是地方官政绩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

摊派！

他们还能摊派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