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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七十九章 谋反案七（第3页）

几个当代最聪明的人，不禁也是面面相觑。

文彦博抚须道：“其实二者所追求的结果，可能都是轻徭薄赋，只是采取的手段不一样。”

他还是认为此与二者的理念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儒家系统中，君主是核心，故此是以规劝君主为主，若不分善恶，又如何去规劝君主，总不能劝君主行小恶，勿施大恶。

在儒家体系中，所有的人和事，都是有对立面的，对错，善恶，君臣，父子。

故而，苛捐杂税是为恶，轻徭薄赋是为仁。

　　法制之法则不同，它的理念是捍卫正当权益，在这个理念下，收税就是一种恶，收税绝对有侵犯个人正当权益，但这又是必要的，而法制之法是不需要去分善恶，因为他本身就能将恶给束缚住。

但束缚住的结果，多半还就是轻徭薄赋。

这跟法家之法是极为不同，法家之法并非是强调束缚恶，而是强调逾越者为恶。

在法家之下，税是可以无限膨胀的，这不是恶，但若你不交税，这就是恶。

但是在法制之法下，税本身就是恶，必须得束缚住，不能无限膨胀，必须得小心谨慎。

法家和法制，行为其实是类似的，只是对“恶”的定义不同。

那么文彦博就认为，孰优孰劣，是见仁见智。

但是富弼却不这么认为，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可分出优劣。”

文彦博的孰优孰劣，其实站在统治阶级，也可以说是站在士大夫阶层，对于他们而言，这只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但是富弼是站在百姓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若从百姓的角度来看，会更偏向哪种？

肯定是倾向于定义为“恶”。

轻徭薄赋，百姓也不一定承受得起，当然也是恶。

文彦博又问道：“那富公以为，孰优孰劣？”

富弼先是一愣，旋即皱了下眉头，摇摇头道：“这还真不好说呀！”

此孰优孰劣，问得并非是儒法理念之争，而是指当百姓将税全部定义为“恶”和将税区分善恶。

此问，就是从治理的角度来看。

但这是从未有过的概念，富弼也不知道，当百姓认同这个说法，到时是增加治理的难度，还是减轻治理的难度。

到底孰优孰劣，他也不敢妄下评价。

司马光突然道：“虽说百姓可能会倾向于不可缺少的恶，但我以为这并不利于朝廷治理，若都定义为‘恶’，百姓是难以理解的，可能会认为交税就是恶行，因为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懂何谓‘不可缺少的恶’，若分善恶，百姓是能够更好的理解，同时也能体现君主的仁政。”

刘述点点头道：“君实所言甚至有理，可如今此话已经传出去，我们又该如何避免？”

司马光却也不知如何回答。

吕公著突然道：“这个问题，一日两日是讨论不明白的，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坐下，边吃边谈。”

这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思想方面的不同，王安石是非常支持不可缺少的恶。